阿富汗绑架事件反映了韩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呢？美国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前马里兰州大学教授本加敏-巴伯(Benjamin Barber)说：“韩国政府不能迫于恐怖组织的威胁而改变政策。韩国人因人质事件而处境危险是因为阿富汗政府过去曾答应过用人质交换叛军俘虏。”此次采访是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West Stockbridge)的本加敏-巴伯的消夏别墅内进行的。下面是对他的采访内容。

问：您认为塔利班绑架韩国人的理由是什么？

“韩国是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产业化的一部分，从塔利班的角度上看，韩国隶属西方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塔利班单从韩国是美国的同盟国这一点，就会杀害人质。”

问：许多韩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恶人向善人行恶时，善人反倒有自责的倾向。但此事件完全是塔利班犯下的罪行，不是韩国的过错。”

问：为了人质的释放，韩国正向美国和阿富汗政府提出用塔利班囚犯交换人质的要求。

“塔利班绑架外国人质是因为阿富汗政府过去曾答应过用叛军罪犯交换人质，这种做法使塔利班认为只要抓住人质就是成功。” 问：为了释放人质有何妙法？

“看到韩国人质的家人呼吁释放人质，我感到深感悲伤。但这对塔利班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他们要求阿富汗政府改变政策，但我认为卡尔扎伊总统有过一次失误，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

问：韩国部队是否应从阿富汗完全撤回？

“迫于恐怖组织的要胁改变国家政策是最大的失误。”

问：韩国一直认为在国际社会上自己是个弱者。没想到突然有一天遭到了自称弱者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攻击，就韩国而言觉得很困惑。

“韩国是现代化的‘亚洲小龙’。韩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韩国既是得益于资本主义而成功的国家，又是因为世界化牺牲传统文化的受害国。韩国的全球化带来了家庭中心主义和传统价值的牺牲。尽管如此，包括塔利班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是把韩国看成是强国。”

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没有好办法。要从现代国家这一认同性和看重传统文化的国家这一认同性之间找解决方案。可悲的是韩国人质陷入了这个认同性混乱的缝隙。他们是这一认同性混乱的牺牲品，他们的家人因此也付出了代价。韩国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的国家。如何保持平衡乃是今天韩国所面对的文明挑战。”

问：在反恐战争中，韩国一直随人其后，但这次却突然被推到了最前列。

“韩国应同美国等友邦一道施展影响，以使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极端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不能蠢蠢欲动，或者使他们不能把自己的犯罪行动正当化。韩国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为缩小世界贫富悬殊和改变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及文化帝国主义行径等做出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根除恐怖势力生存的土壤，减少无辜良民的牺牲。

问：尽管如此但很难理解把去帮助的人当做人质并杀害其中一些人。

“韩国也可能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伊斯兰人则认为好莱坞文化正在蚕食他们生活本身。美国好莱坞是世俗的美国文化的典型。如果说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贩卖色情、摄制暴力影片、随意拥有枪械和炸弹，那么伊斯兰人只能说他们讨厌这种生活。伊斯兰人是在以暴力反抗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世界是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要互相包容，不要互相压制。”

问：就像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所说，现在是不同的文明发生冲突吗？

“我的想法跟亨廷顿教授不一样。我认为，不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而是在文明内部发生冲突。韩国内部有，阿富汗、伊拉克内部也有。就是说，围绕着新与旧、宗教与世俗理念及认同性等，各国家和文明内部正在发生冲突。亨廷顿教授的伊斯兰对西方，日本、韩国、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模式是错误的。”

问：文明内部的冲突指什么？

“中东有句很普遍的笑话：喊着‘美国佬滚出去’，还说‘把我带去’。这就是极端表现个人内部冲突的例子。亨廷顿的想法是危险的。他说是阿拉伯世界对西方世界、文明对文明的冲突，但不是这样。就看韩国，内部也在发生着冲突嘛。”

问：韩国应做的事情是什么？

“韩国人首先要树立自己的认同性。人质被绑架时，韩国人说自己是个小国，反问说为什么加害于小国；而在IMF或WTO等世界舞台上，韩国人却说自己是世界第11经济大国，自认为是强国。韩国要在国际社会成为领导级国家，韩国人自己应清楚韩国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韩国人因这次人质事件所经受的困惑，是在世界舞台上自己觉得必要时以大国自居的作法的一种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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