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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乘坐的轿车停在十字路口,司机问毛泽东:“请问主席往哪走?”毛泽东说:“打左转向灯左转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车也来到这里,司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说:“打右转向灯右转弯。”邓小平的司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邓小平说:“打左转向灯右转弯。”
这是9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的笑话。“左转向灯”是指社会主义,“右转向灯”是指改革开放的路线。当时的中国人在酒桌上常说这样的笑话,否定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大混乱的毛泽东和导致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而赞颂使百姓富起来的邓小平。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法国租借地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1978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1978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左倾路线,而之后便迎来了右倾时代。
2002年1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6届全国代表大会的2114名代表按下了桌前的电钮。没过多时,会场的大屏幕显示出了赞成和反对的票数。这时会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时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正式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
三个代表理论试图把私营企业家和资本家引入以工农联盟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表示:“作为党的主体,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为低工资的贫民层。现在要通过发展经济和扩大雇佣,引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
去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16届3中全会上制定了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宪法修正案。如果这个宪法修正案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中国就可以合法继承财产。现在,社会主义在中国只剩下空壳。普通民众早已忘记了革命,全力追求“豪宅,美食,舒适生活”。
中国已经成为放弃意识形态的“普通国家”。但是,至少在国家的正式公文中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
为了填补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但在物质基础薄弱的初级阶段,必须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成功地填补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令中国共产党苦恼的不是理念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失业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现在的腐败问题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7%。”
农村贫困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去年年底在北京见到的一位党的领导干部表示:“现在农民的不满达到了极点,部分农村还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其它地方发生‘陈胜、吴广’起义(秦朝时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我们也会举旗跟随。”而城市居民失业问题则是一个火药库中的雷管。
华裔美国律师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中写到:“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清楚腐败和贫富差距会威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在具体的改革上却非常消极。今后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5年。”他警告说,如果改革失败,中国共产党在2006年左右就会出现危机。
部分西方学者还认为有可能出现第2个天安门事件或国家分裂的情况。这一时期大概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2500美元的2010~2015年。
也有人把中国共产党比作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或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权的“独裁开放”式政党。北京国 联法律咨询公司律师刘锐表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有很多民族,因此,需要像共产党这样的强有力的领导势力。”就多党制和直选制等西欧式政治民主化问题,北京市内的大学生们都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他们说:“在南美经常见到的急进政治改革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化为时尚早。”
去年3月上台的胡锦涛-温家宝领导班子追求的未来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呢?共产党的大脑集团——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表示:“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只能造成道德沦丧、家庭破裂、犯罪增加、破坏环境,我们将走第3条路。”这位教授在解释“第3条路”时表示:“这条路接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但不完全相同。”
这样就能大概知道共产党未来的轮廓。今后一段时间,共产党将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并把重点放在程序改革上,通过引进企业家,将推进“党员大换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共产党将面临新的问题。到那时,中国共产党内将出现很多西装革履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他们会讨论如何调节增长和分配的“第3模式”,会讨论把党名改为“人民党”或“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之后几年,共产党有可能退出历史的舞台。
北京=记者 池海范 hbjee@cho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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